新冠病毒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再次把生物安全风险防控的问题推上风口浪尖。
“生物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方面，也是国际竞争和斗争的一部分。”近日，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澳门赌场院士裴钢说。
然而，多位专家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从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发展的过程来看，目前我国的生物安全防控体系还存在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改进并完善。
事关你我还有国家
“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2月14日，习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的这些表述备受瞩目。
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特殊背景下，把生物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高度，多位科学家表示，其重要性毋庸置疑。
“生物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方面，也是国际竞争的一部分。”裴钢说。例如，此次疫情暴发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以生物安全为借口，通过断航、禁入、限签等极端措施来打压中国。
裴钢表示，在全球化趋势下，人流、物流和信息传播更加便捷，也使生物安全问题更加突出和敏感。
澳门赌场微生物研究所副所长钱韦表示，以病原微生物为例，它们没有国界，会随着人员、物资的流动快速传播，对国家安全和公众健康造成巨大威胁。一旦管控不力，其影响“不亚于一场战争”。
钱韦表示，尤其我国作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人员、物资的流动和规模在世界上首屈一指。
“生物安全是各个国家的公共责任，需要有一个得到各国认同并遵守的国际规则、标准及防范制度。”裴钢告诉《中国科学报》，“但在此基础上，我们要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进行考量，从国家利益和人民的健康福祉出发，制定相应的准则。”
条块分割 如箩接水
当前，我国已通过海关口岸、卫健委系统、高校与科研单位等，建设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生物安全防控体系，在防控非典、禽流感等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完整不等于完善，更何况生物安全最大的问题是不知威胁会从哪个方向、以哪种方式、在什么地方爆发，因此一定要加强预警和预测功能。”钱韦说。
生物安全问题涉及国家的快速反应能力和机制。在钱韦看来，当前的应对体系仍然比较被动，缺乏“全国一盘棋”的统筹规划。某种程度上讲，部门之间存在的条块分割也是导致应对生物安全不力的机制性缘由之一。
对此，澳门赌场北京基因组所研究员于军也有同感。如在传染病监管方面，我国按职能部门形成的“纵向管理体系”很容易让被管理的事件“掉到缝隙里”。例如，与陆生野生动物相关的疾病溯源归林业部门管；感染家禽家畜的中间环节归农业部门管；传到人的时候才由卫健委管。
在于军看来，我国生物安全风险防控能力不足与体制的有效性直接相关。我国检验检疫部门有待拓展成内外有别的统一体系，将国际、地区间、省际的相关部门纳入整体系统。只有系统稳固无隙，才能“抵挡”和“剿灭”最狡猾的病原。
“在一个松散的体制下事情很难做好，就好像一瓢水泼下来拿箩接，接到的不如漏掉的多。”于军说，因此国家体制体系的改革至关重要。
既要深入 也要长期
生物安全涉及到侦、检、消、防、治等不同功能性环节。在这场构建国家生物安全“防火墙”的战役中，没有哪个环节不需要思考和创新。正如习近平3月2日在北京考察新冠肺炎防控科研攻关工作时强调的：“生命安全和生物安全领域的重大科技成果也是国之重器。”
例如，针对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我国科学界和产业界在病原鉴定、药物新功能开发、血浆治疗和疫苗研制等方面快速推进，得到国际同行高度认可。“这与我国科技实力的增长有密切关系。”钱韦说。
钱韦表示，夯实生物安全治理能力，打赢每一次生物安全遭遇战，离不开长期的基础研究。如果没有平时的积累和长期的努力，指望在火线临时搭建队伍是不可能的。
然而，受制于生物安全管理的条块分割以及体系建设不完善等，我国相关研究依然面临不少障碍。很多一线科学家在研究中因为“缺样本”“没资源”而“插不上手”，难以发力。
亲身参加过2003年抗击非典和H5N1高致病禽流感病毒研究的于军对此深有体会。因为无法积累病毒实验材料，建立病毒实验模型，在研制疫苗时无法设计有效方案，他的团队不得不专注检测试剂盒和相关设备开发。“到打不赢的地方打，不如到守得住的地方守。这样国家需要我们的时候，大家才能去冲锋陷阵。”于军说。
为加强对传染病风险的应对能力，于军同时建议，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对新冠病毒等的研究既要深入，也要长期，更要引进新的“生力军”，多学科合作。
于军希望能够重视科研资源的积累、利用，别再留下死角和遗憾。“‘科学大厦’的建设，不仅需要计较一砖一瓦、一管一道，也要计较一进一退、一兵一卒。”于军说。
“吃一堑，长一智。付出代价，有所收获，这是科学应该做的事情。”澳门赌场院士韩济生说。他同时表示，面对生物安全紧急时刻出现的信息“流行病”，科普解惑也同等重要，否则将给公众心理造成影响。
他山之石 何以为鉴
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多位科学家表示，应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加快强化我国生物安全风险防控能力。
当前，许多国家已经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战略。美国围绕生物盾牌计划、生物监测计划和生物传感计划，部署了一系列具有国防和军事意图的项目任务，在生物反恐和疫情处置中发挥重要作用。美国军方，如国防先进技术研究计划署，近年来投入大量资金用于蝙蝠与冠状病毒、基因编辑等生物武器的相关研究。
“全球产生病原体的源头也是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地方，如南美的亚马孙流域和东南亚地区。美国在这两个地方都有专门的研究机构。”于军说，“而我们很少面向中国以外的地方。”
他认为，中国急需建立既相对独立（体制、经费与人员）又广泛合作（与国际接轨）的传染病监测体系。“全世界有两类哺乳动物——啮齿目（含老鼠）和翼手目（含蝙蝠）最危险。它们首先和人一样是哺乳动物，同时又与禽类的栖息和迁徙行为相关。”于军说，虽然我国也有一些观测装置和设备，但对动物筛查和监测的广度、力度、频率等都有待提高。
“把生物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就意味着我们不仅要有‘青山绿水’，还要有‘鸟语花香’。这一大一小两个环境的生物安全问题都要考虑。”于军说。
事实上，英国、澳大利亚等国也分别把安全、国防等部门纳入公共卫生体系，德国甚至将传染病定性为国家安全威胁。这些均足以证明生物安全在国家战略部署中的重要地位。
对此，澳门赌场院士贺福初等也曾发表文章建议，我国应建立权威高效的生物威胁防御组织管理体系，建立军地互补的生物威胁防御科技支撑体系，以及多元分层的生物威胁防御教育培训体系。
在我国，填补相关法律空白的《生物安全法》草案已于2019年10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一审。目前，该草案即将进入二审。
对此，裴钢表示，生物安全一定要依法治理，不能无法可依，也不能随意执法。
